昨天下午三点二十，我从老西门站上了 K17 路。投币两元，票箱响了一下，司机姓周，五十岁上下，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。车里有十一二个人，后排双人座空着一个位置，我就坐下了。
然后他上来了。
一个穿灰蓝夹克的男人，头发结块，手里攥着三个压扁的塑料瓶。他没有投币，从后门上来，在最后一排靠窗坐下。周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那天下雨，车顶的接缝往外渗水，落在他左肩上。
真正的转折，出现在第四站。
一位孕妇从前门上车，肚子大约七个月，穿米色棉布裙，手里提着一个印着"市妇幼保健院"的纸袋。她扫了一眼车厢，只剩下后排那个位置。她站在过道里犹豫了大概三秒，然后过去了。坐下之前，她从包里抽出一张湿巾，把座位边缘擦了一遍。动作很轻，但后排的人都看见了。
接下来的六站路，我听见了这些声音：
第一站，孕妇的手机响了，铃声是《致爱丽丝》，她接起来说："妈，我在车上，有点挤。"挂了电话，她把手机壳翻过来朝下放着。
第二站，男人咳嗽了两声，很轻。她往过道方向侧了侧身。
第三站，男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馒头，塑料袋没系紧，他剥了很久，最后只咬了一小口，又塞回去。孕妇把纸袋提到胸前。
第四站，上来一位老太太，男人站起来让了座，老太太一路说谢谢，他摆摆手，站到了门口。孕妇看着他的背影，很轻地叹了口气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第五站，男人下车了，把那三个塑料瓶留在了座位底下。第六站，孕妇也下了车，我注意到她下车时站得很直，肚子挺着，像在跟自己较劲。
说实话，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可能不太受欢迎。
我觉得，那位孕妇的"嫌弃"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
她擦座位，挪包，把手机反过来放——这些动作里当然有防备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身体上的不安全感。怀孕七个月的人，嗅觉会变得异常敏感，气味、温度、拥挤都会放大。她的反应更像本能，而不是道德判断。我不愿意把她写成"冷漠的城市人"，也不愿意把那个男人写成"可怜的弱者"。这两种写法都太省事了。
真正让我在意的是那三个塑料瓶。
他没有把手里的东西带上车，也没有在下车前收走。他选择让它们留在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座位底下。那是一种很具体的、不打扰别人的自尊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在公共场合里大声讲电话、把脚翘在前排椅背上，而他连咳嗽都压着。
我后来翻了翻自己的旧笔记，2019 年也记过类似的一幕，那是在另一条线路上。城市里这种相遇天天发生，我们只记住了最刺眼的那一秒钟。至于过程——馒头、湿巾、有人让座——很少有人写下来。这大概就是我还在写这个站的原因。
对了，可以看看这篇旧文：海外有色行情网站入口，跟今天无关，但它是我今年翻得最多的一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