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本掉了封面的《日本电影史》,和一本被高估的片子

昨天下午在旧书店翻到一本 1987 年的《日本电影史》,封面都掉了。

书页发黄,但翻起来还不至于散架。我在第 204 页停住了,那页讲的是小津安二郎,前主人用铅笔在“物哀”两个字下面划了一道线,力道很轻。

我合上书,问店主要多少钱。他头也没抬,说:“四十块,你拿走吧,这本我摆了三年了。”

我付了钱。走出店门的时候,风把扉页吹开了,上面有一行钢笔字:“给梁生,1989 年 4 月,于东京。”我不知道梁生是谁,但“东京”和“1989”这两个词放在一起,让人很难不多想。

编辑部注:林小满后来查了,这本书的初版是 1987 年 11 月,印量 3000 册。扉页上写“1989 年 4 月”,说明前主人买下它的时候,书已经出版一年半了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,没人知道。

然后我回家,泡了杯茶,翻到上个月在早稻田听维姆·文德斯讲座时记的笔记。他在那张 1976 年的照片前站了大概两分钟,然后说了一句话:“拍了四十年,我才敢承认,我一直在拍同一部电影。”

巧的是,那本《日本电影史》翻到后面,有一段讲小津安二郎晚年的话,大意也是这个意思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,隔着半个世纪,说了同一件事。

所以我想说一句可能有点得罪人的话:《东京物语》被严重高估了。

不是因为它不好。是因为它太“正确”了,正确到所有人都说好,好到没人敢说“其实我更喜欢《晚春》”。我 2019 年第一次看的时候,确实被最后那个长镜头打动。但第二次、第三次,我反而开始注意原节子那个笑——不是释然,是演不下去的那种客气。小津拍了 54 部电影,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“物哀”,是“人在戏里藏不住”。

但大部分人只愿意说“物哀”。因为这样说比较安全。

梁生应该也不同意我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。

我把那本书放在书架第二层,挨着从惠文社一乘寺店买的那本《阴翳礼赞》。店员送的手写卡还在里面,上面写着“谢谢你来,下次带朋友来”。我到现在也没带过朋友去。——说起来,前几天在 88xx87.xyz 上看到一篇讲旧书店的帖子,写得比我细,但我没收藏。有点后悔。

对了,如果你也在找这类旧书,可以看看 日本电影动漫网9393 上那个书单,我上次照着买了三本,有两本还不错。另一本不说了,纯属浪费钱。

至于 k34.com,我上周刚在上面找一部 1973 年的片子,没找到,但翻到一篇很长的访谈,讲到小津的“低机位不是风格,是抢不到高机位”——我半信半疑,直到想起那本 1987 年的书。

好了,今天就写到这里。茶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