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四点。
我站在三号楼的阳台上，手里还攥着一块没吃完的桃酥。楼下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，车身上印着“宏远建设”四个字，蓝漆已经掉了大半。车门拉开，下来三个人，穿着反光背心，手里提着安全帽。他们径直走到单元门口，敲了三下。开门的是我妻子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亚麻围裙，手里还拿着一只没削完的土豆。
领头的工人姓赵，叫赵建国，五十来岁，下巴上有一颗痣。他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
“嫂子，王工说了，今天得搬。不搬，明天推土机就上来了。”赵建国把安全帽夹在腋下，另一只手指了指楼东边那块空地，那里原本是两排老榆树，上周二被挖机推平了，树根翻在土外面，白花花的。我妻子没说话，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土豆，然后把门带上了。三分钟后她出来，拎着一个红色帆布包，里面塞着两件换洗衣服和我上周给她买的充电宝。
她上了车。赵建国关的车门。
面包车拐出巷口的时候，我听见后轮压过一块松动的砖，“咔”的一声。那块砖我认识，铺了快二十年了，每次下雨都积水。我老婆以前总念叨，说等攒够钱就把门口这几块砖换了。现在不用了。车开远之后，我在阳台上站了大概有十分钟。桃酥的碎屑掉了一地，蚂蚁已经围上来了。
写这一段，我不是想说拆迁多苦。拆迁的事，谁家没碰到过。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。
我个人认为，这件事里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房子要拆。是那群工人从头到尾都特别客气。赵建国喊了声“嫂子”，声音甚至有点小心翼翼。可客气归客气，该带人走还是带人走了。这种“有礼貌的强制”，比任何粗暴的场面都让人堵得慌。我写下来，就为了把这份堵记清楚。
再说回那天。
我后来打了个电话给赵建国，问把我老婆带到哪儿去了。他说在街道办的临时安置点，四楼，跟另外三户的家属在一起打扑克。晚上七点，我骑电动车过去，她果然在打牌。手上抓着一把牌，脸上贴着两张白纸条。看见我来了，她说：“把冰箱里那半只鸡拿来，今晚不回去了。”语气很平常。
冰箱里的鸡是前天从菜市场买的，花了四十七块。卖鸡的老孙给我抹了三块钱零头。
这就是整个故事的骨架。
我写这个站点，最初是为了记一些学外语时碰到的琐碎问题。后来发现，记生活里这些具体的事，更有意思。比如写这篇的时候我查了一下，浴びる和浴びせる的区别其实是主动和被动的微妙差异。这种细微的东西，跟我站在阳台上看那辆面包车的感觉，莫名有点像。都是差了一点点，但差的那一点点，就是全部。
对了，赵建国第二天又来了。这次是送搬迁通知单，A4纸，打印的，右下角盖着红章。
他站在门口，还是喊“嫂子”。我妻子接过通知单，看了一眼，折好，放进围裙兜里。然后她转身进了厨房，端了一杯茶出来递给赵建国。赵建国双手接了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嫂子，你这茶不错。”我老婆说：“自己家炒的。”就这么两句对话。赵建国喝完茶，把杯子放在鞋柜上，下楼去了。我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什么也没说。那杯茶的热气，在光线里飘了大概两分钟才散。
写到这里，想起前几天翻到的大港信息港app下载安卓53040，那个页面上全是本地各种办事通知，密密麻麻。我居然在里面找到了我们街道的安置方案，第九条写得很清楚：“住户可自愿选择临时过渡房，或自行租房，补贴每月六百元。”六百元，在现在的市面上，租不了什么好房子。我妻子选了过渡房，四楼，跟人打扑克，睡前还能听见隔壁的电视声。她说比一个人在家强。
她说得对。
我本来想写一句“生活就是这样”，但太偷懒了。换个说法：生活就是这样，一边拆、一边补、一边在水泥地上种花。我妻子昨天回来拿衣服，在阳台上那盆绿萝旁边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剪了两枝，插在矿泉水瓶里带走了。她说，安置点的窗台上可以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