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《读书》杂志与那串写错的号码
旧书店老板姓周，他说这本杂志是从城西一个退休教师家里收来的，一共 37 本。我翻了 20 分钟，最后只买了一本。封面的圆珠笔号码有 11 位，最后一位被水渍晕开了，我按 0 到 9 试了一遍，没有一个能打通。这件事本身没什么意义，但我在页边看到一行铅笔字：“libo，1988.3.12，第三遍”。
昨天下午在旧书店翻到一本1987年的《读书》，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号码。
我把那串号码拍了下来，回来查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查到。这一页收着最近让我停下来、又反复想起的东西——有些有答案，大部分没有。
收录条目
按最近整理时间排序，共 10 条。每条都带一点具体的出处。
周姐在小区门口摆的旧书摊，只摆到六月底
她每天下午四点半出摊，七点收，一天大约卖 12 到 15 本。她说现在来买的年轻人比想象中多，但都是拍照的多，掏钱的少。我蹲了三个下午，记下 9 个书名，其中 4 本我后来在线上搜到价格只有她标价的四分之一。她不太在意，只说：“书在我手里，我定价。”
一个叫“老罗”的人，在论坛里整理了 11 年片单
帖子标题很朴素，点进去有 4000 多楼。他从 2015 年开始更新，基本每周一次，每条都附一句自己的短评，字数从不超过 30 字。有人问他为什么坚持，他回：“不是坚持，是看完想说话。”我翻到第 87 页，看到一句：“这部我不喜欢，但我知道有人会喜欢。”——这句话我抄了下来。
陈阿姨的菜谱本，第 43 页被油浸透了
她做红烧肉会放两片陈皮，说是她母亲传下来的。我数了一下，本子里一共 68 道菜，但她真正常做的只有 9 道。她说：“写下来是为了不忘，做那几样是为了过日子。”这句话我反复想了很久。菜谱本买自一个旧货市场，花了 15 块，摊主说“没人要了”。
6 月 3 日下午，我在公交车上听到的一段对话
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跟同伴说：“我奶奶收藏了一辈子《大众电影》，去年全卖了，卖了 200 块。”同伴问：“她舍得？”女孩说：“她说留着也没人看。”我坐在后排，突然觉得这 200 块比很多长篇大论都重。到站的时候我差点坐过站，下车前回头看了一眼，她们已经在聊别的事了。
老魏的二手相机店，柜台下压着一张 1993 年的收据
收据上写的是一台海鸥 DF-1，成交价 380 元。老魏说那是他开店第一年卖出去的，买主是个大学生，后来再也没来过。他把收据留着，说“算个记号”。我问他这些年修过多少台相机，他想了想：“记不清了，几千台总有。”然后他低头擦一台镜头，没再说话。我在店里待了 40 分钟，没买东西。
林荫路上那家打印店，老板会把废纸反面装订成便签本
一本卖 3 块，有时候直接送。我拿到的那本反面印着半份装修合同，日期是 2019 年 8 月 14 日。老板说这些纸扔了可惜，“反正也没人看正面”。我用了快一个月，在背面写了不少东西。今天翻到最后一页，发现前面不知道谁写了一句：“明天记得交电费。”
刘叔每周三下午去图书馆还书，从不迟到
他借书的频率是每周 2 本，持续了 6 年。管理员说他是馆里借阅量前 20 的读者，但从不参加读书会。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：“看书是私事。”我问他在看什么，他把书翻过来给我看——是《中国蔬菜栽培学》。我没再问，他也没解释。那之后我也去借了一本，看了 20 页，没看懂。
周姐说，现在收旧书最难的不是价格，是“没人要”
她给我算了一笔账：一公斤旧书收上来 1 块 2，挑出能卖的不到三成，剩下的按废纸卖，4 毛。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把一摞书往纸箱里码，动作很快，像在收拾别人的东西。我问她心疼吗，她停了一下：“书是好东西，但好东西不一定有人要。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，还是没想明白。
在旧书里夹到的 9 张车票，最远的一张是到乌鲁木齐
票面日期从 2004 年跨度到 2011 年，大部分是硬座。其中一张背面写着“到了打电话”，号码已经被划掉。我把这 9 张票按时间排了一下，发现它们不属于同一个人——有两张的字迹完全不同。所以这很可能是一本被转手过好几次的书。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周姐，她大概也不关心。